农民有句口头禅：“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意思是家庭承包制简捷明了、一抓见效。然而，多年来，国家对粮农的补贴却“拐了个大弯”：通过国有粮食企业以“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形式，间接暗补粮农。２００２年９月，安徽省在滁州市来安县、天长市试点“粮食补贴方式改革”，第一次把这个弯子“拉直”了。这次改革把过去补在流通环节的费用直接发放到粮农手中。

　　每一公斤粮食，国家直接补贴粮农一角一分钱。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一角一分，却点燃了农民的生产热情，近万亩土地不再撂荒；市场竞争趋于活跃，国有粮食企业负重应战，实现５年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顺价销售。来安、天长试点的主要内容是“两放开，一调整”：即放开粮食收购价格、放开粮食购销市场。调整补贴方式，不再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取消在流通环节对新收购粮食的补贴，把市场价低于保护价的“价差”每公斤０。１１元直接补给农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在征收农业税时，以抵交农业税款的方式兑现。

　　农民杨定保：薄薄的帐簿变厚了

　　４０岁的杨定保是来安县邵集乡姚塘村农民。家中３口人、３亩地。他的一个亲戚进城打工，又向他转包了８亩地。

　　“农村税费改革后，税随地走。地多，税就重。我真不情愿种这么多地。”杨定保说：“所以直补改革前，我种地马马虎虎，不愿多投入，收成凑凑合合。”

　　２００１年他种的都是品质普通、“不费神”的稻种。

　　年底算盘一响，以每公斤０。９０元卖给粮站３２５０公斤稻谷，尽管当时的保护价是每公斤１元零２分；又以每公斤０。８０元的价格卖了６００公斤小麦；以每公斤１。

　　７０元的价格卖了５０公斤油菜籽。毛收入３４９０元。

　　杨定保的“种田经”去年年初出现一个转折。“直补”

　　改革使他来了精神。他一盘算，能得补贴２１２元。“你千万别嫌它少！现金啊！２１２元可以买６包够施６亩地的配方肥，还可以买１袋够种４亩油菜的”皖油１８“油菜种，接近我过去一年农田投资的一半。有了直补，我就敢种些高效品种了。”

　　村长说：“不管种啥，都能拿到补贴。”杨定保决定种市场上价高俏销的优质水稻“丰两优”和芦蒿。他把近１０亩土地种上一季稻、一季油菜。其余的全种上绿油油的芦蒿。

　　一年下来，杨定保眉飞色舞地算了笔“新帐”：卖了３５００公斤优质水稻，挣了３５００元；１５０公斤油菜籽，挣回２７０元；１５００公斤小麦挣１３８０元；种１亩多芦蒿挣１０００元，加上国家给的补贴２１２元。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直补’后我一年多挣了２８７２元。”杨定保欣喜地说：“多挣钱我高兴，粮食卖得顺畅我更舒心。”

　　尽管住在街上，离粮站路程很短。杨定保说起当初卖粮的情景仍是一肚子苦水：“当时粮食只能卖给粮站，什么都由他们说了算。粮站找尽借口压价。光排队就等了三天。真窝气。”

　　“直补改革后，购销市场活跃多了。粮商上门坐收，价格跟国有粮站一样。付现金、不苛刻。顺心顺气。”

　　初尝甜头，杨定保觉得“思路一活，地就大有种头！”

　　今年他预备全面更新稻种，盯紧市场，随时换新。还要买两个大棚种反季节蔬菜。

　　来安县粮食局：老帐簿上的新压力

　　来安县粮食局：老帐簿上的新压力２８００名粮食职工，实际需要不到１０００人；７亿元银行挂帐，每年近２０００万银行利息；３。７５亿公斤库存老粮，平均成本每公斤超过１。２０元，市价却不到０。８０元，保守估计亏损１。５亿元……这些老机制造成的数字，压得来安县粮食局长顾春林透不过气来。

　　他说，坦率地讲，这些困难有些是“保护价”带来的。取消“保护价”补贴，按说该轻松一些。但“直补”给我们带来了新压力。我们力图把新压力化作改革的动力。

　　但是顾春林也明白维持现状并不是来安县粮食局的解困之道。“我们总不能等着坐吃山空的那一天吧？”

　　２００２年来安县粮食局开始了痛苦的改革历程：１２００名企业职工被买断工龄、９００名竞争上岗；主动开拓市场，寻找销路；对副营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

　　“我们还得适应直补后农业发展银行贷款政策的变化”。顾春林说，过去是“收一斤粮贷一斤粮的钱”，现在的政策变为“以销定贷，以效定贷”，虽然目前还没有严格实行，但这是大方向，不知道到时“收粮款”能否及时到位？

　　“取消保护价并不意味着国有粮食企业的成本降低。”

　　据顾春林介绍，在“保护价”区，粮食的成本从年初到年末都是保护价，因为银行贷款利息、储存销售费用等有国家补贴；但在非保护价区，粮食的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以杂交稻为例，保护价是每公斤１。０２元，市场收购价是０。９２元，半年期内，每公斤粮食费用包括：６％的银行利息０。０２８元，保管费０。０４元，加起来成本为０。９８８元，接近保护价；如果以１年期计算，则银行利息为０。０５６元，保管费０。０８元，加起来成本达到１。０５６元，反倒比保护价的成本更高一些。

　　“要想赚钱，必须在半年期内将收上来的新粮顺价卖掉，而这难度很大。”

　　“试点了半年多，我们发现直补的新压力对我们来说也是新机遇”。顾春林介绍：“首先我们不用再背新粮的包袱，新粮按市价收进，短期内顺价销售完全可能实现；同时我们的经营理念上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推陈储新、卖烂的留好的，而是边推新边储存，先把能赚钱的新粮卖出去，再等候时机处理老粮。这无疑更符合市场竞争的规则。”

　　去年来安县粮食系统减亏幅度超过２０％。今年它们预备加大力度推广“粮站＋农户”模式，收优质粮、走高效路。

　　钟杏和的小粮铺与来安县邵集乡粮站：市场买谁的帐？

　　放开粮食市场是直补改革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这意味着不论何种经济成分、何种所有制形式，只需向粮食工商部门提出备案、并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后，就可从事粮食收购业务。

　　相官镇４０岁的钟杏和成了这项改革最早的一批受益者。１９９９年他从县农资公司下岗后，在相官镇租了间门面房出售农资，去年趁着“直补”做起了粮食购销生意。

　　跟粮食购销打了近２０年交道，钟杏和很清楚做这个生意利润有多大。去年他共收购粮食１５０万公斤，每公斤粮食扣去各种费用后平均有０。０２８元的利润，仅此钟杏和就有４万多元的收入，“这还不算靠收粮顺便带动我销售农资的钱。”

　　“农民也特别希望把粮食卖给我，”钟杏和说：“收粮时，我会带着车、秤下到田里，当场收粮当场付钱，优质优价，还给农民提供包装袋。一笔交易一个小时内完成，农民根本不用劳神。”

　　钟杏和不担心收上来的粮食没有销路。“南京浦口集中了全国的粮商，收回来的粮食不需库存，装一车运一车，有多少卖多少，就怕收购量上不去。”

　　邵集乡粮站站长孙新武的情绪远没有钟杏和这么高涨。

　　“现在粮站的日子不好过，资金越来越紧张，管理越来越严格，还得跟小贩去抢生意。”

　　孙新武很怀念过去的日子，旱涝保收，不用为收粮操心。“我们只用坐在秤边等着农民上门卖粮，不用做什么工作。粮食不卖给我们，他们能卖给谁？现在小贩直接到田里收粮，农民就不愿意把粮食卖给我们了。我们站去年比前一年少收了好几百万公斤粮食。”

　　市场带来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孙新武应战了！他带着站里在岗的１０多号人也下到了村里去收粮。他说，“不管情愿不情愿，总要参加竞争。上面对我们站有９９０万公斤的收购任务，粮食完不成收购任务就要扣奖金。”

　　“今年我们得早做准备，上头已经要求我们，收粮要从秤头、到田头、到灶头。”钟杏和说。

　　钟杏和的“喜”与邵集乡粮站的“忧”被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问题专家朱文根研究员归结为“市场”的胜利、“计划”的失利。他说：“直补改革破除了粮食购销市场的政策壁垒，打造了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实现了粮食购销市场的有效率运转。”

　　朱文根说，“直补”是世界通行的做法，符合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农产品谈判中规定的“绿箱政策”，既能补贴农民，又体现出对市场规律的充分尊重。“现在我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直补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