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上海在全国第一个免征农业税，揭开了取消农业税的序幕。去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提出五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之后，免征农业税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特别是黑龙江、吉林、河南、四川等农业大省加入免征行列，大大加快了农村税费改革的步伐，让7.3亿农民在建设现代农业的征程上轻装前行。取消农业税的善举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以农养政”时代即将终结，中国9亿农民将迎来农业“无税时代”，明清思想家黄宗羲阐述的“积累莫返之害”怪圈有望得以破解。

　　历史长河中的沉疴在中国历史上，农业税与农民形影不离。种地交租，农民认为天经地义，并称之为“皇粮国税”。而在距今2160年左右，汉文帝在位23年中，先后在11年里免除田租，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农业“无税时代”。

　　历史上的税费改革进行过不止一次，但每次改革后，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改革的目的始终没能实现。“黄宗羲定律”怪圈难以走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财政收入依赖于农业税。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解放前财政收入大部分依靠农业税。解放后，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在一些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农业税仍然是其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单纯从农业税来说，农民的负担并不重，但在很多地方，向农民“搭车”收费的项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老百姓如此评价：“头税（农业税）轻，二税（提留统筹）重，三税（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背负众多税赋与收费的农民在前进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从农村汲取了大量资源，农村的积累被转移到城市，城市实现了较快发展，农村则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地阻隔了农民享受政府的福利和公共服务。这样的制度安排也许有其合理性，但却有失公平。在税制方面，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的是“双轨制”，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实际上，我国每年几百亿元的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极小。随着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取消农业税已是大势所趋。

　　如今，我国正进入新型工业化时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足15%，支撑国家财政的主要是二三产业。“以农养政”的局面正被“以工养政”、“以商养政”所取代，带有城乡差别的农业税制将被城乡统一的现代税制所取代。

　　中国最大的德政在新世纪，奉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郑重宣布"取消农业税"。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的重大历史转折，标志着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和"以人为本"理念的践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与参加"两会"的湖北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其间谈到税费改革时说："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一席话赢得了代表们热烈的掌声。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破解"黄宗羲定律"怪圈的决策，体现了支持农业、关注农村、关心农民的坚定决心。

　　一年后的"两会"，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庄严宣布：中国五年内取消农业税。此后，各地相继取消农业税，到目前为止，已有26个省（区、市）宣布全面免征农业税，取消计划可望提前实现。通过免征农业税和降低农业税税率，去年全国农民共减轻农业税负担280多亿元，农民普遍减负30%以上。

　　中央决定免除农业税，不仅仅是农民每年人均减少60元的负担，间接增收，而主要是从根本上启动社会公平，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对解决好"三农"问题具有标志性意义。

　　取消农业税，各级财政拿出"真金白银"保护了我国最大群体的利益，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强了农业基础地位，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减少了征税的巨大成本，弥合了干部向农民收粮收钱产生的鸿沟，完善了农民的土地自主经营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落实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这是中国最积极的政治，也是当今最大的德政。

　　取消农业税，是中央落实"重农"思想、打造公正公平社会环境的最直接体现，将有力地铲除对农民事实上的各种歧视，进而从根子上为摧毁社会不公、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取消农业税，还将使基层政府的行政行为逐步得到规范，同时也减轻了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消除了群众的抵触情绪，乡村干部可以从繁重的收税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为农民增收服务。

　　取消农业税，是中国9亿农民在新世纪的福音。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此举必将成为划时代的破冰之响，它将打开中国农民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免税后的配套改革我国取消农业税的进度，远远快于中央提出的目标，显现了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力度和决心。虽然农业税减免拆掉了搭车收费的平台，但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问题有待我们去化解。

　　比如，现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土地制度如何改革？怎样防止村级干部公务员化和使有效的土地发挥效益？一个城乡统一的税制如何建立？乡村干部如何在"无税时代"找到新的工作着力点？比如没了农业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仅能保证干部工资和日常的办公经费，那么公益事业如何开展？几千亿元的乡村债务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怎样填补？还有诸如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农村教育、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农业税全部取消后，如果这些深层次问题得不到解决，各种矛盾冲突必将愈演愈烈，进而影响到农村稳定的大局。

　　作为承担地方政府支出的地方税种，农业税的取消使地方财政承受了更大压力。而免除农业税带来的财政缺口，中央、省级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县乡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2004年第一产业投资由上年下降19.6%转为增长20.3%。全年各级财政的"三农"投入超过2000亿元，创历史新高。这些行动表明：中央转移支付等配套政策跟进及时，保障有力，有效解决了"减免"政策落实给基层造成的财政困难。

　　短短两年来，中央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城乡统筹的方略，重中之重的位置，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这些认识上的升华带来一系列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措施的出台。这些政策措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前景：党中央国务院要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好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不仅是让农民自己去苦斗，让农村自己去解决问题，而是要用全国的力量。

　　这也向人们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切实转变财政分配、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将施惠重点转向农村，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比重，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步伐正在加快。

　　就农业税政策而言，不少省份采用了"继续免征"或"全部免征"的概念。农民在欣喜之余还担心的是这一"免征"政策会不会变？"取消农业税"可能还是今年"两会"的热门话题。我们期待"两会"代表委员从立法的角度为"取消农业税"建言献策，给农民吃上终结"农业税"的"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