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广东的刘昌谋委员通过系统研究认为，应从法律和社会保障的角度入手，来保障农民持续稳定的增收。刘昌谋委员说，2004年农民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这里面政策的拉动因素有限，在我国这样一个法制的社会，只有法律的影响力才是持久的。

　　“在农民增收困难的背后，是农民平等发展权的丧失，是法律对其财产收益权的种种限制，是制度性的沉重税费负担（如烟草税），是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刘昌谋委员异常沉重地说，“只有从法律入手，找出制约农民增收的制度屏障，并逐一清除，才能从根本上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刘昌谋委员说，制约着农民增收的制度“瓶颈”，一方面来自于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身份制度，正是农民进城的种种“高门槛”甚至限制，缩窄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还没有享受平等的就业权，农民工受歧视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农村种种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既无最低生活保障，也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近几年，广东省对农村社会保障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总的来说，在农村养老保险、农村生活最低保障、农村医疗保险和农业风险制度等诸多领域，仍处于初创阶段。

　　“因此，我的建议是，重建新型的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同时，建立覆盖农村教育、农村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刘昌谋委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