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上旬，正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春耕备肥的时节，不少地方传来信息———农民种田积极性高了，化肥价格也涨上去了。这个信息传到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引起了代表们的强烈关注。代表们认为，面对化肥涨价，政府需要推行“强硬管理”。

　　得到50，拿走56———农资涨价“卷走”国家好政策来自河南的农民代表李连成算了一笔账：国家减免农业税，每亩地农民得利20元，直补使农民得利12元，加上其他几项政策，2004年他们村的农民每亩地可以得利50元。但是，农业生产成本每百元却上涨了14元，种一亩地的各种成本大约是400元。这样一来，农民每亩地实际要多支出56元，国家给农民的好处全被拿走了。

　　统计资料表明，去年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平均上涨10.6％，其中化肥价格上涨12.8％。亩均化肥支出为65.8元，比上年增加9.8元。

　　不光是化肥，水、电、柴油，这些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都在上涨。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索伦镇岗根套海嘎查党支部书记赵桂珍说，她所在嘎查十年九旱，浇地基本靠抽水。去年柴油价格1斤1.7元，今年年初涨到两块钱，赶上农民吃豆油了。

　　农资价格上涨，不仅“卷走”了国家政策带给农民的实惠，也一定程度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资深的人大代表———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申纪兰对此非常忧心：“农民都不种地了，大家到哪里找吃的？”

　　“两会”重视“三农”，化肥应声涨价———不排除有投机行为化肥涨价，客观上有煤、电、油、运、原料等涨价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有些企业在搞市场投机，乘机乱涨价。河南代表金先春说，老家有人打来电话，说一些贩子听说全国“两会”继续重视“三农”，马上抬高化肥价格。可能贩子们觉得中央重视“三农”，价格再抬高点农民也会买。在有些地方，农资市场成了“股市”，听到利好消息就涨价，这是典型的投机和炒作。所以对“恶意涨价”的行为，政府要坚决管住。

　　湖北代表游安才说，在一些地方，农资小商贩只要卖得出去，尽量把价格往上抬。但农资不是一般的商品，不能完全用市场机制，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所以政府必须进行强力调控。

　　申纪兰代表说，有些地方农资不仅贵，还有假的。假农资不仅骗了农民的钱，还会耽误一季收成。所以农资的问题政府一定要管住。

　　“超限”不开发票，成本“水涨船高”———管理还有漏洞面对化肥涨价，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实行化肥限价政策，进行化肥淡季储备以平抑价格，设立超价化肥举报电话等。这些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为什么一些地方农民买到手里的化肥价格还那么高呢？

　　游安才代表说，在有些地方，尤其是到了基层，管理还是存在一些漏洞。比如说，政府规定生产厂家出厂价不要超过限价，然后通过发票检查其是否“超限”。但一些生产厂家卖出“超限”价格后，缓开发票，甚至不开发票，就绕过了价格检查。经销商只要有利可图，会默契配合生产商的欺骗行为。对于经销商来说，地方政府部门允许其售价在进价的基础上上浮一定比例，作为自己的利润。那么其进价是多少？可能就会“水涨船高”。到了基层，卖给农民时，往往根本没有发票，卖多少钱无案可查。监管也确有难度。至于淡储企业，分配的储备额度未必能执行，因为它肯定会考虑风险问题，尽量少储备，最后难以起到调剂市场余缺的作用。管理有漏洞，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政府部门还有加大工作力度的余地。

　　河南代表王孝江建议，关于化肥企业的成本，不能由企业自己申报，应该由国家的物价部门进行认真的核查和调查，根据这个结果确定化肥的限价标准。如果定得太低，会导致化肥生产企业亏损；定得太高，农民又吃亏。要防止化肥企业暴利。

　　不能回到计划体制，不能任由农民“受伤”———探讨新的机制山西代表张建欣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监管农资价格感到手段不够。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探索更长久的机制。

　　福建代表叶继革认为，政府如果要管，不能只管化肥企业，这样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必须管住化肥企业的上游企业。湖北代表张富荣说，现在磷矿石坑口成本也就70多元，但卖给化肥企业要200多元，这个问题国家也应该管。

　　金先春代表说，可以探索取消化肥限价，直接补贴农民的办法。将过去对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这符合WTO有关规定。具体补贴方式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增加种粮补贴。补贴标准可根据各化肥品种价格上涨幅度和粮食、棉花的价格水平综合测算。二是加大对农民科学施肥技术培训。各级政府将农民技术培训纳入财政支出预算，符合WTO的“绿箱政策”。三是补贴向农民提供测土配方服务的机构。鼓励企业和中介机构从事土壤测试服务和进行肥料田间试验。